(原文https://www.behaviorworks.org/files/articles/What's Wrong With this Picture-Parrot.pdf，译文有删减)
关于疾病，要养成两种习惯——施以援手，或至少不造成伤害。——希波克拉底
在希波克拉底这一朴素理想所表达的众多重要方面中，其普适性无疑是最关键的之一。这一伦理准则不仅适用于医生，同样适用于照护者；不仅针对疾病，也适用于行为问题；不仅对人类有效，对鹦鹉亦然。然而，尽管"帮助与伤害"的二分法看似简单分明，但在改变动物行为的具体操作中，这可能成为一个复杂的命题。
这幅画面有何不妥？
不幸的是，鸟类因咬人而被木棍钉在地上、因抗拒站手而被剥夺食物与社交、因长时间尖叫而被置于冷水淋浴中的情况并非闻所未闻。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人都会判断这些方式极不恰当，甚至构成肉体虐待。但请思考以下针对鹦鹉常见行为问题的解决建议：
- 当鸟儿咬人时，将它摔在地上。
- 当鸟儿拒绝出笼时，用毛巾或手套强行抓取。
- 当鸟儿吵闹时，罩住笼子或在手上摇晃它直至其拍翅力竭。
- 当鸟类啃咬橱柜时，可对其喷水或用勺子敲击平底锅。
- 当鹦鹉抗拒"上手"指令时，可使其像爬梯子般反复在双手间移动直至精疲力尽。
这些策略的不当之处更难被察觉，因为护理者长期频繁地收到此类建议。支持者们坚持这些手段能有效减少问题行为，并轻描淡写地说"管用就行！"。不可否认，这些方法确实偶尔见效（事实上，正是这种间歇性的效果导致人们持续使用，就像间歇性头奖使赌徒欲罢不能）。但比有效性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缺乏判断和选择行为矫正方法的恰当标准。有效性只是标准之一，仅有效远远不够。
侵扰性与社会接受度
缺乏标准来帮助我们选择行为矫正方法是一个关键问题。若没有这样的标准，我们很可能仅基于效果进行干预，而未能充分考虑人道性。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人道主义，我们的干预措施应尽可能减少对学习者的侵扰，同时仍保持有效性。Carter和Wheeler根据两个重要标准来定义侵扰程度：1)干预措施的社会接受度水平，2)在干预实施期间学习者保持控制权的程度。
行为改变方法的社会接受度，是针对特定问题和动物判断其是否恰当合理的个人评判。关于行为干预接受度的研究一致表明，教师、心理学家、家长和儿童普遍认为基于正强化的训练方法比惩罚性手段更易被接受。惩罚性手段已知的副作用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这些副作用包括攻击性增强、广泛性恐惧、情感淡漠以及逃避/回避行为——这些现象在圈养鹦鹉中尤为常见。当我们照料中的动物出现这些行为时，即使我们怀着最良善的初衷，也可能意味着它们将人类环境视为一种惩罚。此外，惩罚性手段还存在以下需要慎重考量的深层问题：
- 惩罚无法让学习者明白应该用何种行为替代问题行为
- 惩罚无法指导照料者如何教授替代性行为
- 惩罚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厌恶性事件：一是施加一个惩罚性刺激，二是剥夺一个在过去维持了问题行为的强化物。
- 惩罚需要不断增强厌恶刺激的强度，才能维持最初的行为抑制效果。
- 有效的惩罚会强化惩罚者的行为模式，导致其未来更倾向于再次实施惩罚——即便在前因管理和正强化手段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的情况下。
侵入性与学习者自主权
Carter和Wheeler的第二项评估标准——衡量行为矫正程序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学习者自主权，对于建立人道有效的实践准则至关重要。研究表明，应尽可能赋予所有动物运用自身行为掌控生活重大事件的能力，即通过有效行为达成预期目标。这实际上正是行为进化的核心功能。当动物逃避负面遭遇的尝试持续受阻时，即便恢复逃脱能力，它们也倾向于放弃努力。这种被称为"习得性无助"的现象已在犬类、猫科、灵长类、蟑螂、儿童及成年人类等多物种中得到验证。行为阻断还会诱发抑郁症、学习障碍、情绪问题及免疫系统抑制等病理反应。
当我们忽视鹦鹉的咬人行为、强迫它们进出笼子、胁迫它们上下我们的手时，鹦鹉的正常行为功能就被破坏了。甚至基于"它会习惯的"这种理由，将鹦鹉与引发恐惧的玩具一起锁在笼子里，也会使鹦鹉不必要地丧失逃脱能力。当失去控制成为生活方式时，可能导致圈养鹦鹉出现异常行为，如过度尖叫、拔羽毛、自残、杀死伴侣以及产生恐惧症。
侵扰程度分级
在应用行为分析领域，存在一个已有 40 年历史的标准，提倡采用最积极、侵扰性最小的行为矫正程序（也称为限制最少的行为干预措施，LRBI）。这项标准被纳入保护儿童的联邦公共法律（《残疾人教育法》，1997 年）以及《行为分析师职业行为准则》（行为分析师认证委员会，2004 年）。根据这项联邦与专业标准，带有厌恶刺激的程序侵扰性更强，只有在尝试过侵扰性较小的程序后才会被建议使用。
为了辅助做出这些判断，Alberto和Troutman描述了行为矫正程序选择的层级体系。位于体系顶端的是第一级程序（差异强化替代行为的各种变体），这些方法被认为最具社会接受度，同时能为学习者保留最大程度的自主权。体系底层则是第四级程序，这类方法社会接受度最低，学习者自主权也最弱（正惩罚程序）。
针对"效果显著就足够了吗？"这一问题，在为儿童选择行为干预措施时，答案必然是响亮的"不！"。对于圈养动物、其照料者及解决行为问题的专业人士而言，采用类似兼具伦理性和可行性的干预层级体系，无疑最符合各方利益。通过选择侵入性最小且有效的干预程序（即以正向强化为基础并赋予个体自主权的措施），我们能在不损害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提升干预手段的人道性。
干预策略的层级体系提案
基于Alberto和Troutman为教师设计的干预层级理论，图 1 展示了一个综合考虑远期与即时前因管理与安排的干预策略层级体系。绝大多数行为问题都能通过第 1-4 层级中任一层级（即安排远期/即时前因事件、正强化及区别性强化替代行为）的一种或多种策略得以预防或解决。第 5 层级策略（负惩罚、负强化与消退）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成为符合伦理且有效的选择。当教育者具备必要的行为学知识和教学技能时，第 6 层级的正惩罚（即施加厌恶刺激以降低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鲜有必要采用（最佳实践标准也不建议使用）。
第一层级：
远期前因事件——处理医疗、营养及物理环境变量
示例：通过手术取出误食金属、改善饮食结构、在鸟笼中添加天然栖木与纸质玩具、增加刺激性活动与运动机会等方式解决鹦鹉啄羽问题
第二层级:
即时前因事件——重新设计环境事件、改变动机因素，增减问题行为的辨别性刺激（诱因）。
示例：将鹦鹉游乐架移离窗框防止啃咬；离开前提供专注的一对一时间减少游荡；接触鸟类前摘除耳环以防抓取行为。
第三层级:
正强化——在个体出现正确行为后，立即给予一个强化物，该强化物需比问题行为本身更具吸引力，从而提高正确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示例：当看护者发出"进笼！"指令时(A)，若鹦鹉走入笼中(B)，看护者便给予表扬和零食奖励(C)。进入笼子的行为将更可能重复出现。
第四层级：
替代行为差别强化——强化可接受的替代行为，同时撤销维持问题行为的强化因素。
示例：当看护者走进房间时（A），如果鸟儿双爪始终停栖在栖木上（B），看护者应给予表扬并提供头部抚摸。若看护者进入房间（A）时鸟儿出现剧烈摇晃行为（B），则不予关注。保持双爪停栖的行为将可能增加，摇晃行为将可能减少。
第五层级（干预程度无先后顺序）：
a.负惩罚——通过有条件撤销正向强化物，以降低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
示例：当看护者安装食槽时（A），若鹦鹉啃咬笼栅（B），则立即移开食槽 5 秒钟（C）。啃咬笼栅行为将可能减少。
b. 负强化 - 有条件地撤除厌恶刺激以提高正确行为发生的概率。
示例：当照料者伸出手（前提），另一只手拿着毛巾时（A），如果鹦鹉站上手（B），毛巾随即被移开（C）。站上手的动作很可能会增加。
c. 消退 - 永久移除维持性强化物，以抑制行为或使其降至基线水平。
示例：动员孩子们共同无视鹦鹉用以维持关注度的脏话。脏话现象很可能会减少。
第六层级：
正惩罚——在问题行为出现时施加厌恶刺激，以降低该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
示例：当看护者托着鹦鹉穿过门廊时(A)，若鹦鹉咬人(B)，看护者突然抖手使鹦鹉摔落地面(C)。咬人行为很可能会减少。
给行为咨询专业人士的说明
根据 Bailey和 Burch的观点，行为分析的独特性同样适用于从事动物行为工作的专业人士：行为分析师和动物行为顾问都需要督导实施行为干预计划的其他人员，比如准专业人士和照料者。这些干预措施通常在行为问题实际发生的场所实施，而非办公室环境。干预对象往往十分脆弱，无法自我保护免受伤害。这些相似点及下文列举的其他共同特征表明，为行为分析师制定的伦理标准，可能也广泛适用于为任何动物物种提供服务的行为顾问。例如，以下行为分析师的标准似乎对所有行为相关职业都具有普适性：
- 始终保护干预对象的福祉
- 为每个个体量身定制干预方案
- 基于对问题行为的功能评估来设计干预措施。
- 仅采用具有科学依据的干预程序（循证治疗）。
- 运用科学方法实施和评估干预措施（例如收集干预前的基线数据及持续治疗数据直至干预结束）。
结论
在动物行为干预措施的选择与实施过程中，仅考量有效性远远不够。借鉴人类应用行为分析领域的经验，我们提出一套扩展的干预程序层次体系，为有效性增添第二项评判标准——相对侵入性。若缺乏这一伦理准则，干预手段很可能基于便利性、熟悉度、实施速度或盲目权威而被选用，这可能导致鹦鹉无意间遭受惩罚性措施和习得性无助等有害副作用。坚持采用最积极、侵入性最小且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促使我们放慢节奏三思而行，审慎选择实现行为目标的方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保证干预效果的同时兼顾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为圈养动物和饲养者福祉着想时，理应达到的最低护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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